如果臺北一直都這麼藍，高玉樹是怎麼當選的？
1945 年戰爭結束後不久，一名穿著軍服的男子走進臺大醫院眼科。
他叫王民寧。當時是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，眼睛得了結膜炎，到臺大附屬醫院求診。
問題是，他不想排隊。
根據臺大醫學院首任院長杜聰明後來的回憶，王民寧要求先看診，當值的林姓醫師不肯。王仍執意插隊，雙方於是起了衝突。林醫師看到他身穿軍服，以為他是 1945 年後才來臺、聽不懂日語的外省軍人，竟當著日本教授的面用日語罵他。
事情最後鬧到了院長杜聰明那裡。
王民寧向院長控訴林醫師態度無禮，林醫師非但沒有退讓，反而又用一句極粗俗的日語回敬他：
「我的チンポ比你還大啦。」
事情的結果並不好笑。
林醫師被帶到警備總部，拘留了好幾天。
幾年後，這樁舊事重新被臺北人想了起來。因為 1954 年，王民寧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第二屆民選臺北市長。
而他的對手，叫做高玉樹。
國民黨當時在臺北的選舉沒有順風順水
今天回頭看臺北市政治，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：臺北似乎從來就是國民黨的優勢選區。
但如果把時間倒回 1950 年代，情況幾乎相反。
戰後臺北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後，1951 年至 1964 年間一共舉行五屆省轄市長選舉。第一屆由無黨籍吳三連當選；第二屆是無黨籍高玉樹；第三、第四屆才由國民黨的黃啟瑞連續拿下；到了第五屆，高玉樹又把市長寶座奪了回來。
也就是說，五次選舉裡，國民黨正式候選人只贏了兩次。
首都，並不是國民黨想像中那麼容易控制的地方。
1954 年的選舉尤其讓國民黨吃足苦頭。
王民寧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軍政人物，二二八事件後接任臺灣省警務處長。他代表的是一套非常清楚的軍政官僚形象。偏偏當時臺北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大稻埕、艋舺、大橋頭等傳統街區，地方商人、攤販、工人與街庄人際網絡仍然十分強韌。
對這些人而言，國民黨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政黨。
它是警察，是行政機關，是取締，是官員，也是那個到醫院看病可以要求別人讓開的人。
王民寧在臺大醫院的往事，因此不只是私人恩怨。當它在選舉期間被重新提起時，它剛好碰上一種已經存在的社會感受：誰有權力，誰必須讓路？
高玉樹則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打法。
他沒有強大的黨機器，便往基層走。他跑市場、拜訪地方人物，接近大稻埕、艋舺的民間網絡，以後來他自己所說的「grass roots」方式競選。
結果，事情開始不對勁了。
連放鞭炮都成了國家大事
王民寧的選情惡化到一定程度之後，這場地方選舉開始驚動中央。
據曾任職調查局的李世傑回憶，當時任職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蔣經國曾召集情治首長，商討如何挽救王民寧的選情。調查局內部成立專案，臺北市警員則被要求注意街頭助選氣氛。
甚至連鞭炮都管。
高玉樹的競選車經過時，警方會勸商戶不要放；王民寧的車隊經過，則希望大家出來放鞭炮。
另一個辦法是製造耳語。
高玉樹曾經赴美進修，又與美國方面人士有所往來，於是市面開始流傳一種說法：
高玉樹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的人。
設計這個說法的人，大概希望它能產生「外國間諜」的負面效果。
結果卻出現了一個極為荒謬的反轉。
在二二八事件與戰後威權統治的陰影下，當時部分臺灣民眾反而期待美國能夠約束國民黨政府、促使政治開放。因此，「高玉樹有美國人在後面」對某些人而言竟不是警告，而是一種保障。
如果他真的是 CIA 的人，那不是更好嗎？
至少國民黨不敢隨便動他。
原本用來抹黑高玉樹的耳語，反而替他增添了一層傳奇色彩。
民間甚至出現另一種更直白的抵抗方式。
康寧祥後來回憶，選舉期間有人照樣去王民寧的競選總部吃飯，吃完大魚大肉、拿了王營的文宣走出來，再把文宣送到高玉樹陣營燒掉。他們說：「吃王民寧的飯，投高玉樹的票。」
1954 年 5 月 2 日開票。高玉樹得到 110,415 票。王民寧 97,613 票。一個沒有國民黨組織支援的無黨籍候選人，以 53.08% 的得票率，擊敗執政黨全力支持的候選人。
但故事還沒有結束。
根據康寧祥日後轉述美軍顧問團團長 William C. Chase 的說法，當晚開票到十點多，票數統計一度停滯。Chase 認為依當時掌握的結果，高玉樹已經當選，於是將情況報回美國國務院，促成華府發出賀電。
這裡的美國角色，不能簡化成「美國替高玉樹助選」。更準確地說，美國在臺灣的軍事與外交存在，為選舉結果提供了一層外部監督與壓力。
當時臺灣仍處於戒嚴體制，美軍顧問團不直接主持臺灣選舉，華府也不可能公開接管地方選務；但美國政府持續關注臺灣的政治穩定、地方自治與反共政權的治理正當性。對國民黨而言，選舉若被外界認定為公然竄改，不只會傷害政府威信，也可能影響美援、軍事合作與美國對臺灣政權的信任。
因此，Chase 將開票情況回報華府、華府發出賀電，便不只是外交禮貌，而可能形成一種明確的政治訊號：票可以開得慢，但結果不能任意改寫。
高玉樹後來也認為，這封賀電對最後結果獲得承認非常重要。蔣介石最終裁示「選舉有效」。
於是，一件相當奇特的事情發生了：
在戒嚴中的中華民國首都，一名沒有執政黨黨證的人，靠選票擊敗了國民黨候選人，成為臺北市長。
而在這個過程中，美國雖然不是臺灣民主制度的裁判，卻扮演了某種外部護欄的角色：它未必能阻止所有行政干預，卻讓國民黨不能完全不顧選舉結果。
三年後，他輸了
但是高玉樹很快發現，贏一次，不代表遊戲規則從此公平。
1957 年，他競選連任，對上國民黨提名的黃啟瑞。
這次他敗選。
官方結果，黃啟瑞得到 176,238 票，高玉樹 121,508 票。
然而這場選舉留下許多爭議，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是開票時的「停電」。
到了 1960 年，高玉樹原本又登記參選，後來卻退出。按照他自己的說法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詢問國民黨方面，候選人是否能自行派員監票，得到否定答案。他認為在無法有效監票的情況下，根本沒有辦法防止選舉舞弊。另有記述認為，退選也與私人因素有關。
這也說明，美國的外部壓力並不等於臺灣已經建立公平選舉制度。它可以在關鍵時刻提高竄改結果的政治成本，卻不能取代投票所內的監票、開票透明與候選人平等競爭。
所以 1964 年再次參選時，他決定換一種方法。
既然怕停電，那就自己帶光。
一千支手電筒
1964 年的第五屆臺北市長選舉，高玉樹的對手是國民黨提名的周百鍊。
為了取得足夠的監票名額，高玉樹陣營甚至安排友人李建生一同登記參選，以增加依法可以派出的監票人數。
更重要的是學生。
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學生張明彰協助號召來自臺大、中興法商、淡江等校的大學生，進入各投票所監票。
每一個人還拿到一支手電筒。四節電池。
目的簡單到近乎荒謬：萬一又停電，繼續看著票箱。
1964 年 4 月 26 日，高玉樹得到 191,838 票，周百鍊 176,117 票。
他又贏了。
差距只有一萬五千多票。
一場地方市長選舉，執政黨有黨部、有行政系統、有警察、有情報機關；另一邊卻必須動員學生，拿著手電筒守在票箱旁。
最後，拿手電筒的人贏了。
這一次，外部力量仍然存在，但真正守住選票的，不是美國顧問團，也不是華府賀電，而是投票所裡那些不肯離開的監票人。
然後，臺北市長就不能選了
三年之後，1967 年 7 月，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。
原本由市民直接選出的市長，改成中央任命。
高玉樹成為末代民選省轄市長，也被留任為升格後的首任官派市長。
臺北人下一次能夠直接選市長，已經是 1994 年。
中間隔了 27 年。
如果只看到 1990 年代以後的臺北政治，很容易認為臺北天生就是一座國民黨佔優勢的城市。
但高玉樹的故事提醒我們：事情原本並不是如此。
改變的不只是政黨，而是城市本身。而在高玉樹退出民選市長舞臺後，臺北這座城市本身也在快速改變。
1949 年中央政府遷臺後，大批軍人、公務員、教職人員及其家庭進入臺北。中央機關集中於首都，大量日治時期官舍被重新分配，軍方也在城市周邊興建眷村。
這些人口並不是平均散布。
大安、古亭等地逐漸集中了大量軍公教與中央機關人口；另一方面，大稻埕、艋舺、大橋頭等舊市街，仍保持較強的本地商業與民間社會網絡。
於是臺北逐漸出現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地理：
舊城與新城、西區與東區、本土商業社會與軍公教國家體系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。
住宅政策又進一步固定了這種差異。
眷村、公教宿舍，以及後來的國民住宅，使與國家體系關係密切的軍公教家庭得以長期集中居住。工作、住宅、福利、學校與政治組織彼此重疊，形成高度穩定的社區網絡。
這些住宅並不是一次完成，而是在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持續累積。
1949 年中央政府遷臺後，大量軍人、公務員及其眷屬進入臺北。政府與軍方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官舍、營房與公有土地安置人口，也陸續興建眷舍。這些聚落散布在城市各處：例如 1948 年已出現的四四南村，是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員工與眷屬的宿舍；嘉禾新村在 1956 年成村；北投中心新村則是在日治時期軍醫院相關設施的基礎上，戰後逐漸擴建形成。
這些地方後來不只是「住軍人的地方」。隨著人口逐漸固定下來，眷村裡出現福利、教育與各種社區組織，工作、住宅與生活都和軍方及國家體系緊密連結。於是，大量 1949 年前後進入臺北的新人口，也逐漸在城市裡落地生根。
到了 1960 年代，臺北面對的已經不只是軍眷安置，而是快速都市化帶來的整體住宅問題。1964 年 11 月 29 日，第一期南機場國宅落成，集合住宅開始成為政府處理都市居住問題的重要方式。臺北的人口也以驚人的速度膨脹：1965 年突破一百萬，1975 年已經超過兩百萬。
1968 年 7 月 1 日，原屬臺北縣的景美、木柵、南港、內湖，以及原屬陽明山管理局的士林、北投，正式併入臺北市。
這件事對理解臺北政治非常重要。1950 年代高玉樹參選時所面對的「臺北」，和後來我們熟悉的臺北市，其實不是同一個選民共同體。當年的城市仍以大稻埕、艋舺等舊市區為重要人口核心；1968 年以後，市界向東、向南、向北大幅擴張，原本住在市外的大片人口，也從此成為臺北市民。
住宅建設也持續改變城市的樣貌。1973 年完工的興隆國宅，是這一時期公共住宅擴張的例子；萬芳地區從 1978 年開始徵收，主要開發則發生在 1980 年代。另一邊，早期軍眷聚落也開始被重新改造：1951 年建立的成功新村等眷村，後來被改建成大型集合住宅，1985 年成功國宅落成。除此之外，臺北各處還散布著郵政新村、公教宿舍以及不同軍種與中央機關所屬的眷舍。它們規模大小不一、形成時間也不同，卻共同把大量與中央政府、軍隊及公務體系密切相關的人口安置在這座城市之中。
因此，戰後臺北的改變並不是簡單的「蓋了很多眷村」。從早期軍眷安置，到公教宿舍、公共住宅與國民住宅，再到行政區擴張與新市區開發，幾十年間，臺北的人口不斷增加，居民重新分布，城市的邊界也被重新畫過。
這些政策的政治效果，當然不能簡化成「政府蓋房子，所以住戶就支持國民黨」。但眷村與公教住宅確實使部分軍公教家庭長期集中居住，也讓住宅、工作、福利與國家體系彼此重疊；另一方面，1968 年的行政區擴張以及之後的新市區開發，也逐漸降低了大稻埕、艋舺等傳統舊城在人口上的相對比重。
所以，後來臺北形成較穩定的國民黨優勢，不能只用一句「臺北人比較藍」來解釋。
選民不是憑空出現的。
一座城市住著什麼人，他們從事什麼工作，住宅由誰提供，生活與什麼制度連結，行政邊界把哪些人口算進來：這些看似與選舉無關的政策，幾十年累積下來，都會變成選票。
一座曾經很難選的城市
這也使戰後不久的那個眼科診間，顯得格外有意思。一個身穿軍服的官員走進醫院，希望不必排隊。
醫師拒絕了。
兩人的爭吵最後甚至讓醫師被警備總部拘留。幾年後，那名官員代表國民黨競選臺北市長。然後落選。這個小故事捕捉到了一種時代情緒。
1950 年代的臺北，仍有一個非常強韌的民間社會。它可能沒有軍隊，沒有情報機關，沒有中央黨部，也控制不了報紙與警察。
但它有市場、街坊、地方頭人、學生，以及一張一張塞進票箱的選票。
有時候還有手電筒。
而在這些選票之外，還有一雙來自海洋彼岸的眼睛。
美國不曾讓臺灣在 1950 年代就成為自由民主國家，也沒有真正消除國民黨對選舉的控制；但它的軍事存在、外交關注與援助關係，確實讓某些選舉結果不能被任意抹去。這種外部壓力既不完整，也不穩定，卻在關鍵時刻替臺灣有限的地方自治留下了一點空間。
今天我們回頭看臺北，很容易看到後來形成的政治版圖，卻忘了這座城市曾經非常不同。
國民黨並不是一來臺灣，就順理成章地贏得臺北。
它必須面對地方社會的抵抗、選民對軍政權力的反感、學生對票箱的守護，以及美國對選舉結果的關注。
後來的臺北藍圖，並不是天生如此。
它是被選舉、被管制、被改造，也是在一次次有人試圖把選票帶走時，被人留下來的。
資料來源
- 杜聰明，《回憶錄》（下），臺北：龍文出版社，1998，頁 187。（王民寧眼科事件）
- 林忠勝撰述，《高玉樹回憶錄：玉樹臨風步步高》，臺北：前衛出版社，2007。（grass roots、1960 年退選、1964 年監票）
- 康寧祥，《台灣，打拼：康寧祥回憶錄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14。（Chase 賀電、「吃王民寧的飯，投高玉樹的票」）
- 李世傑，《特務打選戰》，臺北：敦理出版社，1989。（蔣經國召集情治首長、鞭炮、CIA 耳語）
- 黃振超，《臺北市志・卷三・政制志選舉篇》，臺北市文獻委員會，1987。（三屆得票數）
- 周婉窈，〈手電筒與彈鋼琴：中國國民黨作票史管窺〉，台灣放送。
- 薛化元，〈臺北市改制院轄市〉，中央研究院「戰後臺灣歷史年表」。
-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線上展覽〈作主人，投一票：臺北市長民選史〉。
- 總統府，〈高玉樹褒揚令〉，2005 年 7 月 4 日。
- 國家文化記憶庫：南機場國民住宅的歷史、成功國宅、臺北市即將升格院轄市（國史館）。